期刊信息
主办: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主管: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ISSN:1009-6094
CN:11-4537/X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814499
数据库收录:
北大核心期刊(2008版);北大核心期刊(2011版);北大核心期刊(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2017版);化学文摘(网络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2011-2012);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2013-2014);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2015-2016);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2017-2018);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2019-2020);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期刊分类: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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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程
暴力与安全:论洛丽·摩尔小说的后“911”家庭(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911”事件在产生空间暴力的同时,还借助这个暴力空间对民众进行控制和规训,而这种干涉也是一种暴力行为。作为空间生产的家庭,同时也是社会的产
“911”事件在产生空间暴力的同时,还借助这个暴力空间对民众进行控制和规训,而这种干涉也是一种暴力行为。作为空间生产的家庭,同时也是社会的产物(汪民安,2006),它复制着社会关系,因而“911”事件的暴力元素延伸到了摩尔笔下的家庭空间,家庭空间承载着“911”事件带来的政治暴力。福柯认为,监狱可视为一种体现权力的效应和工具,监狱这个空间建构了权力和知识体系(周和军,2007),这个体系“被一种庞大的、封闭的、复杂的等级结构所取代,而这种结构则被整合进国家机器中。……一种全然不同的干预人体的方式出现了”(福柯,2013: 130)。在摩尔这三部作品中,“911”事件产生的监狱化家庭空间就是福柯“监狱体系”中的空间指涉物, “911”事件和政府发动的战争则代表着国家机器。在这个家庭空间中的民众一直受到国家机器权力的干预和控制, 他们是统治秩序的体现。《楼梯口的门》中,摩尔开篇对家的外围空间进行了描述:秋天的鸟因为早到的大雪而滞留,泰茜一直在“想象着它们死去,或是从空中仨俩的掉落”(Moore, 2009: 1);在小说的末尾,泰茜的弟弟在阿富汗战争中牺牲,泰茜描述家的窗外:“红头美洲秃鹰有嗅到死亡的神秘能力……它们成百上千只的在空中滑翔”(Moore, 2009:307)。“死亡”“坠落”和“滑翔”是 “911”恐怖袭击的隐喻(Varvogli, 2014),“911”事件使泰茜的家庭空间笼罩在恐惧和焦虑阴影中, 它通过家庭空间间接地控制了泰茜的生活。《离开》中,易拉描述他的家庭空间:庭院长满了偃麦草,“恐怖主义用来袭击中部地区的化学武器或许对花园除草有效”。《丢失的文件》中雷夫在地下室建造军事火箭模型,基蒂感叹:“(雷夫)制造那有害的军用飞行器毁了我们的生活空间”(Moore, 2008b: 17)。可见,易拉和雷夫的家庭空间都被象征着恐怖主义和战争的物品占据,他们的私人家庭空间充斥着军国主义话语和隐喻,“911”事件通过空间的物品向人们传递着暴力的影响。根据列雯伏尔(2003)的空间生产理论,空间表征是通过空间实践所凝聚积淀的构想性、观念性和象征性的意识形态空间。两部作品中人们的家庭实践活动形成了福柯所指涉的监狱空间表征,这个空间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是国家重要的统治工具,“911”事件就通过家庭空间的渗透达到对人们的控制。在摩尔的三部作品中,“911”事件通过家的空间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入侵,国家主体对个体施加压力,空间中弥漫着权力,权力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规范化来达到规训和控制人们的目的。家庭空间中的成员便是福柯所说的国家“权力物理学”的客体,国家通过家庭空间实现了干预、监视和规训民众的目的,而这个权力的干涉就是一种空间暴力。
三、 后 “911”家庭生活暴力书写
在后“911”背景下,离婚隐喻着双方都是背叛者,都把对方视为他者和敌人,家庭成了两者的战场。摩尔的三部后“911”作品共涉及六个家庭,其中五个家庭中父母离婚,每个离婚事件都与“911”事件同步,离婚后家庭生活则渗透着后“911”暴力影响。福柯认为,现代社会暴力已经从公共的惩罚性场所开始被重新配置,变得“私有化”(基恩, 2014: 25)。在美国家庭中, “911”事件的暴力也被私有化、碎片化、隐蔽化。摩尔不仅对后“911”的空间暴力进行了书写,而且还书写了后“911”背景下“私有化”的隐蔽家庭生活暴力。
《离开》一文中,易拉回忆他收到妻子的离婚通知时自己的感受:“震惊和恐惧向我袭来”,“有种被断头的感觉”(Moore, 2008a: 55)。“易拉收到离婚文件的突然情形如同美国快速占领伊拉克的军事策略一样突如其来,而断头这一词正是萨达姆·侯赛因为达到个人目标而常用的词汇”(Kelly, 2009: 145)。在父母离婚后,贝卡“被粗鲁地转运于父母的住处之间,每次都像投放人质那样快速而程式化”(Moore, 2008a: 39),可见受后“911”语境影响,易拉的离婚总是与战争词汇相联系,这些词汇给易拉的家庭生活带来了隐性的暴力。离婚十一年的佐拉与易拉在“911”事件后开始交往,每次交往前后,摩尔都会穿插对伊拉克战争进展报道的电视节目,佐拉和易拉也会观看并评论,因而佐拉和易拉的交往过程总与伊拉克战争的进程相交织,而他们俩的关系也时刻受到战争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孩子的生活。正如美国民众反对伊拉克战争并在“911”事件后出现的对生活不适应一样,佐拉的儿子布朗尼(Brunny)对母亲与易拉的交往也出现不适反应,如摆出好战的姿势等。贝卡和布朗尼是父母离婚的受害者,他们的生活深深地打上了“911”事件的暴力烙印。
文章来源:《安全与环境学报》 网址: http://www.aqyhjxb.cn/qikandaodu/2020/1215/4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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